- 時間：2025-12-11
- 來源：每日甘肅網-甘肅日報
嘉峪關魏晉墓壁畫磚?《采桑護桑圖》
嘉峪關魏晉墓壁畫磚?《耙地圖》
嘉峪關新城墓壁畫磚?《宰豬圖》
嘉峪關魏晉墓壁畫磚?《塢壁圖》
《驛使圖》壁畫磚，現藏甘肅省博物館
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?史志林?馮佳樂
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，陵墓建造也處處遵循這一標準，在墓室內繪制大量描繪世俗生活的壁畫，學界稱為壁畫墓，而其上的磚塊則稱為畫像磚。畫像磚作為一種具有裝飾意義的建筑構件，一般認為始于戰(zhàn)國晚期，盛行于漢代，而在魏晉十六國時期廣為流行。
1944年，原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西進行考古發(fā)掘，夏鼐、向達、閻文儒等人在敦煌佛爺廟灣墓群發(fā)現翟宗盈墓，墓門上筑有高大的照墻，上繪有不少圖像，這是河西魏晉壁畫墓的初發(fā)現。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的壁畫墓主要被發(fā)現于酒泉和敦煌二郡，敦煌一帶最為典型的壁畫墓即是敦煌佛爺廟灣墓群，而酒泉一帶的發(fā)現主要以嘉峪關的新城墓群和酒泉的丁家閘墓群最具代表性。墓室是一個微觀小宇宙，頂部是象征天界的四神、北斗、日、月，其下又有死后升仙的仙界，如西王母、東王公為主神的仙境世界，四壁中部有描繪世俗生活的宴飲、出行、博弈、耕種、絲帛圖像等，標識著死者所擁有的財富。又有大量的鎮(zhèn)墓圖像，以保護死者的安寧?，F實生活題材在墓葬畫像中占據重要的地位，反映現實世界的壁畫表現了古人的社會生活。
一?衣
我國是最早從事桑蠶業(yè)的國家，相傳在黃帝時期，其妃子嫘祖因野蠶繭落水發(fā)現蠶絲可紡織，進而馴化野蠶。根據考古資料顯示，至新石器時代，古代勞動人民已經開始種桑、育蠶、抽絲、織衣了。而河西地區(qū)在西漢設四郡前，多以游牧為生，不事桑蠶。漢代為了提高邊防能力，在河西地區(qū)實施戍邊屯田和流民遷移戰(zhàn)略，中原一帶大量流民被遷移到河西地區(qū)。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，也是桑蠶業(yè)西傳的重要通道。至魏晉時期，河西地區(qū)的桑蠶業(yè)已十分發(fā)達。《晉書·張?zhí)戾a傳》記載：“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，天錫應聲曰：‘桑葚甜甘，鴟鸮革響，乳酪養(yǎng)性，人無妒心?！睆?zhí)戾a在前涼時曾于河西割據為王，他將桑葚視為河西第一出產，可見當時河西地區(qū)種植桑樹已經比較普遍。更為直接的體現則是在河西地區(qū)的墓葬壁畫中，常見描繪桑蠶業(yè)勞作的場景，婦女們忙碌于桑田，細膩的線條勾勒出絲線的光澤，反映出桑蠶業(yè)在當地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嘉峪關“果園——新城魏晉墓群”6號墓東壁就有這樣一塊《采桑護桑圖》畫像磚。畫面中心是一棵桑樹，亭亭如蓋，樹下女子正細心采摘桑葉，身旁男子手持弓箭，勾勒出一幅男耕女織的和諧圖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二人的服飾皆非中原樣式，而是有著明顯的胡人風格，這也證明了河西地區(qū)在魏晉時期的文化交融，胡漢服飾的融合正是絲路商貿與文化交流的生動縮影。
除卻胡漢融合，魏晉時期的河西地區(qū)服飾的另一大特點即是尊卑共服。嘉峪關魏晉1號墓中出土有一幅《宴飲圖》，主要表現墓主宴飲娛樂的場景。畫中榻上四人頭戴不同的首衣，左起第一和第三人戴“帢”，第二和第四人戴“角巾”，皆著交領長衣，右旁地上坐兩個樂師，頭戴“葛巾”，著交領長衣，一名彈奏弦琴，另一名吹簫。帢是一種絲織的便帽，其由曹操創(chuàng)制，不分士庶，可以在各種場合使用，也被后世稱作“魏帢”，用顏色來區(qū)分貴賤級別，魏晉時期十分流行。角巾則是一種方形有四個角的頭巾。葛巾，據《晉書·輿服志》記載，“巾，以葛為之，形如帢而橫著之，古尊卑共服也?！睆拇罅勘诋媰热菘梢?，戴著這種頭巾的人有墓主，亦有樂師、農夫和庖丁等，與史書中所記載的“尊卑共服”相吻合。正所謂“禮盛于太平，服正于禮盛”，政權更替、社會動蕩下的魏晉十六國時期，河西地區(qū)的服飾文化呈現出獨特的特點。
二?食
與桑蠶業(yè)同樣，魏晉時期河西的種植業(yè)也較發(fā)達，墓葬壁畫中有著大量的農耕場景描繪。這一時期用于耕田的畜力主要是牛。在具體的耕作過程中，根據牛力的不同，分為一牛耕地和二牛耕地兩種方式，又根據犁、耙、耱等農具的不同，分為二牛抬杠式、單牛拉犁式、二牛抬杠式拉耙耙地、單牛拉耙耙地、二牛拉耱耱地、單牛拉耱耱地。在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中，時間較早的一號、四號和五號墓壁畫描繪的耕地圖，犁地、耙地、耱地皆為二牛挽拉牽引。魏晉十六國早期，河西地區(qū)繼承了漢代以來的農業(yè)耕作方式。而到了后期，則慢慢演變成以牛為主的耕作方式，如酒泉丁家閘十六國5號墓中多繪有一牛犁地、一牛耙地的畫面。這種耕作方式的演變，反映了河西地區(qū)農業(yè)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畜力資源的合理利用。
河西地區(qū)靠近西北邊陲，擁有優(yōu)良的天然牧場。游牧是河西地區(qū)自古以來的傳統(tǒng)生活方式，人和動物也是這一時期墓葬壁畫里的一個重要主題。根據宰牲、狩獵和畜牧等壁畫內容可知，羊、牛、馬、豬、雞、狗等動物的養(yǎng)殖已相當普遍。畜牧業(yè)的發(fā)達，使得大量良馬得到馴養(yǎng)和繁殖，也讓河西各割據政權擁有了強大的騎兵，中原地區(qū)有“涼州大馬，橫行天下”的謠諺。馬同牛一樣，是魏晉時期河西人民的重要生產資料和生活伙伴，但馬主要用于軍事和狩獵，而牛則更多承擔農耕重任。嘉峪關魏晉5號墓室的《狩獵圖》上，一男子身騎駿馬，正追逐兩只獵鳥，馬之高度與鳥之高度并齊，從而凸顯駿馬的速度之快。
在這一時期，肉食在人們的飲食結構中占據重要地位，狩獵所得的野味與家畜飼養(yǎng)的肉類共同豐富了餐桌。河西走廊魏晉墓室壁畫中，有大量宰豬、宰羊、椎牛、殺雞圖。嘉峪關市新城6號墓的《宰豬圖》，一壯漢手持尖刀，正熟練地解剖豬身，豬體形碩大，極為肥壯，被放置于長桌上等待宰殺，桌下放置有一盆。除去宰殺圖之外，嘉峪關新城6號墓中還發(fā)現了《切肉圖》和《肉塊圖》，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肉類的加工和食用方式。農耕飲食文化傳統(tǒng)下的切刀主要用來切菜、切面，因此寬、厚的切刀方便、省力；而尖刀輕巧靈活，便于剔骨分割，所以游牧飲食文化傳統(tǒng)中，主要用來切肉的切刀多是尖刀。壁畫中庖丁和屠夫多使用尖刀，說明當時以農牧相間生活方式為主的河西地區(qū)，人們使用的切刀還帶有游牧生活的特點。從大量的《庖廚圖》中發(fā)現，這一時期的烹飪方式主要為煮和烤。出土于5號墓的《庖廚圖》，畫面內容為一個灶臺上豎著煙囪，灶前跪著一個婢女，正往灶內添柴火，灶上放置一容器似正在蒸煮食物。嘉峪關新城6號墓出土的《進食圖》，圖中繪兩位侍女，左邊的侍女手持穿有炙肉的三股叉，欲給主人送去。嘉峪關6號墓的《宴飲圖》，圖中賓主二人對坐，正在宴飲，男墓主人拱手跪坐于榻上，賓友席地而坐，手持炙肉。魏晉墓葬壁畫中的“三股叉”圖像廣泛分布于酒泉、嘉峪關等地，且時間跨度從魏晉到十六國時期，證明此時炙烤這種烹飪方法在河西走廊廣泛使用，并且流行時間較長，貴族喜好以這種方式烹制肉食，并以此待客?！稌x書·五行志》載：“晉武帝泰始后，中國相尚用胡床、貊盤，及為羌煮、貊炙。貴人富室，必置其器，吉享嘉會，皆此為先”。
三?住
嘉峪關魏晉墓中常見的建筑是當時頗具特色的塢。塢最初起源于漢代的西北邊塞，為了抵御邊疆少數民族進攻或是外來侵擾而建造的，其主要目的是為保護民眾和軍隊而修建的軍事防御場所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，社會動亂不堪，塢堡逐漸演化成能夠自給自足的民間防御工事，兼具居住、防御與生產功能，反映了當時人們在動蕩環(huán)境中對安全與生活的雙重需求。出土于嘉峪關魏晉1號墓的《塢壁圖》形象還原了鄔的建筑形制及生活場景。畫面以塢堡為界，分為塢內塢外。左側繪一小城堡，即塢內，城垣轉角處開一門，其上建有角樓。塢堡外側，榜題“塢”字，上部用紅色粗線條簡單勾勒出了羊圈和牛圈，牛羊成群，下面繪有兩棵桑樹，樹下馬、牛棲息。
畫像磚上還出現了少數民族特有的帳篷——穹廬。其結構簡潔，便于遷徙，體現了游牧民族的居住特色。如嘉峪關魏晉3號墓室43號畫像磚，就以簡單的線條勾勒了兩頂穹廬，穹廬中間分別有一人，或臥或坐。塢堡和穹廬的結合不僅展現了魏晉時期河西地區(qū)多元的居住形態(tài)，更揭示了游牧與農耕文化交融的生活實景。穹廬的輕便與塢堡的堅固，共同構筑了當時人們獨特的生存智慧。
四?行
魏晉時期河西走廊的墓葬壁畫中還發(fā)現了大量與出行相關的圖像，從其中可以得知當時的出行情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魏晉時期河西人很少使用馬車出行，而是選擇乘坐牛車。其原因有二：一方面是前文所說，馬主要用于軍事和狩獵，另一方面是受統(tǒng)治階層的影響?！稌x書·輿服志》中記載，“古之貴者不乘牛車，漢武帝推恩之末，諸侯寡弱，貧者至乘牛車，其后稍見貴之。自靈獻以來，天子至士遂以（牛車）為常乘，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。”誠然牛車在魏晉河西地區(qū)占據主要地位，但馬拉車也并非沒有。如嘉峪關魏晉7號墓室編號46的壁畫記錄有一乘馬車，前有一車仆，后有一跟隨。但這幅畫中馬的造型有很明顯的牛的痕跡，牛角較為明顯，顯然是以牛車起稿后改為馬車的圖像，由此可見，牛車的重要地位和馬的特殊作用。
在當時，馬除了狩獵和軍事用途外，還曾作為驛使的坐騎，傳遞信件。嘉峪關新城魏晉墓5號墓的一幅驛使圖畫像磚中繪有一信使策馬飛奔，左手拿著信件，馬匹四蹄騰空，馬身向前疾馳，馬尾向后飛揚，可以看出驛騎奔跑速度極快。郵驛作為古代信息傳遞的主要方式，在中央與地方的聯系和對外交往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，由此可見馬在當時的重要地位。驛使圖被公認為我國迄今發(fā)現的最早的古代郵驛形象，其被發(fā)現后，名聲大噪，一度作為中國郵政的標志參加了世界萬國郵政博覽會，還曾發(fā)行在中國郵政的儲蓄綠卡和紀念郵票上，成為連接古今、傳遞文化的象征。
魏晉時代河西走廊出土的墓葬壁畫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，這些壁畫不僅是藝術的瑰寶，更是研究魏晉歷史不可或缺的實證資料，為解析、理解古代社會提供了生動而深刻的視角。描繪世俗生活的畫像磚不僅生動再現了當時的生活場景，更深刻揭示了社會文化變遷，體現了當時農牧文化交融、生產方式轉變的歷史脈絡。畫像磚中的細節(jié)，如服飾、器具，無不映射出魏晉時期河西地區(qū)獨特的風俗習慣與審美情趣，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鏡像，展現了河西走廊在當時的文化韌性與社會活力。
【本文系蘭州大學文科振興計劃B類團隊項目（2025lzujbkyqm013）、蘭州大學“人工智能+”哲社專項課題（LZUAITGZX03）、甘肅省社科項目（2024ZX026、2023YB004）、中國國家博物館項目（GBKX2024Y26）、蘭州大學優(yōu)秀研究生創(chuàng)新項目（2025lzujbkyxs032）、全國考古人才振興計劃（2025-196）階段性成果?！?/p>